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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水文人

1他

  他是一名水文测量员。

  他的工作极其平凡普通。

  三十七年来,他坚守在孤岛,每天的工作一成不变——在海潮的高潮和低潮时,各测一次海水的含氯量,测风向风速、测气温气压、测水位。风暴潮来的时候,还要测增水、潮位。

  他的工作有一个特点:单调、枯燥,但容不得有丝毫疏忽。

  老水文人里流传着一句话,“干上了水文,一只脚在牢房外,一只脚在牢房内。”

  这句话,说的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因为他们测量、拍报的水文数据,要为珠海、中山等沿海地区的防灾减灾提供决策依据,特别是遇上台风、暴潮,每一组数据都是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天潮涨潮退的时间是有变化的,因此他的工作,容不得他按部就班,他得时刻注意着眼前的这一片苍茫大海,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

  他创造了佛山水文分局三十七年水文测报零错报、零迟报、零缺报、零漏报的记录。

  他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风平浪静、天清气朗时,相对要悠闲一些。做完每天例行的工作后,他可以钓鱼、钓虾。我见到他时,他指着眼前那一片茫茫水域,眼睛里透出一种深情的光彩。他的嗓子哑了,因为喉癌,做了手术,命保住了,却再不能正常发声。现在他说话的声音还丝丝拉拉的,像一只充满气的气球被扎破了,嗤嗤向外放气,要极用心地听,才能勉强猜出他在说什么。听他说话,你的心就揪了起来,不忍心问他太多的问题。

  他指着眼前的这一片海,用他那特殊的声音说:“从前,这里的海水真干净,鱼可真多。”

  从前。是的,从前。

  三十七年,于宇宙长河,不过白驹过隙,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又是多么漫长的时光。在他的记忆中,一定有无数次的台风、暴雨,无数次的险情。可是对于这些,他只是轻描淡写,他能随口数出一大串台风的名字:黑格比、派比安、榴莲、茉莉、鲇鱼,什么时候登陆,风力几级……他一定清晰地记得这些海上凶神每次来临时的样子。但对于这些,对于他的坚守、他的不易、他的荣耀,他显得那么平静,甚至有些轻描淡写。在我的采访中,这样的问题都由他的妻子和水文站的站长来回答,只有在站长想不起来某个数据和某个年份,或某一次台风的名字时,他才微笑着补充。当说起眼前这一片被围了无数围网的海时,他才深情地回忆着那些艰苦岁月中难得的快乐,他的脸上,分明荡漾着孩童的天真。

  那么蓝的海,那么多的鱼虾。

  那一刻,我觉得,他是一位诗人。他的心中有诗。他把三十七年枯燥孤寂的生活,过出了诗的意境。我这样的描述,显然有些乐观,有些轻描淡写,有些不负责任。陪同的人员说,一次,有个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他,看到了眼前的海,兴奋得跳了起来,用羡慕的口气对他说,住在这里,真是神仙一样啊!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笑,温和地看着那个记者。他不想对那个记者说,孩子,在这里住上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五天,或许是有些美妙。但如果这个时间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三十七年,我相信,任谁都会感到这是一种无望的煎熬。又或者,于他而言,这根本就不是煎熬,这只是他的一种生命常态。因为他的嘴里,从来没有说出过“煎熬”这个词。他有的是平和,是淡然。他给我的感觉,像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又像海明威笔下那位坚韧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但他的工作告诉我,他就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他坚守了三十七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对于别人来看,他是在坚守,对于他来看,这就是他的生活,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是他一生经营的事业。他像一颗钉子,钉进了这片海岛,任凭台风暴雨怎么吹打也不动摇。

  他不对我说他的孤寂,他对我说海,说鱼。我想,一定是因为那些鱼虾,成为了他孤寂时最好的伙伴。然而,一旦有台风降临,他就像冲上战场的战士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坚守在狂风暴雨中,记录下每一组数据,并及时的将数据传回到上一级的水文站。

  他的生活和故事让我着迷,我想写一写他。我试图走近他的生活,他的过去,他的快乐与痛苦,他的悔恨与荣光。

 

2岛

  采访回来后,我的心里一直忘不了那个岛,忘不了那个水文人。我在电脑上敲下了《孤岛水文人》这样一个朴素的题目。我想,只有这样朴素自然的题目,才能配得上他这样的人。 

  我想先说说这岛,岛名大横琴。与大横琴隔着一湾不宽的海域,还有一座岛,叫小横琴。它的地理位置在珠江的磨刀门出海口,美丽的珠海东南,紧邻澳门,最近的地方,和澳门只隔一条二百米的河流。澳门的高楼、赌场,夜晚在黑暗中闪烁的霓虹,挥金如土的豪客,香衣云鬟的美女,在诱惑着隔岸无数骚动的灵魂。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无数人因受不了那灯红酒绿的诱惑,铤而走险,偷渡澳门。大横琴,便是最为理想的偷渡点。这里,遥望香港,也不过四十海里。

  我来到大横琴时,这里已然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岛,一条通往岛上的公路桥,把大横琴和珠海连成了一体,使我们得以以较便捷的方式到达大横琴。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要进出大横琴只有水路。水路没有通航,过往的渔船是他出入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时,他坚守的,是一座真正的孤岛。生活用的淡水要翻过山去背,运送食品的小船几个月才来一次。而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能离开这个站点。如果实在是有事想请假,除非上级派人来临时顶替他的工作,而这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后来,他把家人培养成了水文人,他实在有事要走开时,家人也能临时顶替他的工作。当然,这得在天清气朗时。在台风多发的季节,他就得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里。

  他是一个战士,这里就是他的哨所。

  我没有见到孤岛,去大横琴之前,对那一片海岛,进行了无数设想。我甚至还因此带上了野外生存的一些小工具,对于将要到来的采访,我的心里,有着那么一些探险的激动。我承认,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海岛,对于海岛生活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影片《荒岛余生》。特别是后者,片中那个陪伴着汉克斯荒岛生涯的皮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当海浪把皮球冲走时,作为观者的我,也感受到了无比的悲伤,我忘记了,那是一个皮球,当时竟和汉克斯一样,把它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孤独。我想,我要写他,这个坚守荒岛的水文人,孤独,很可能是一个关键词。

  我想知道,三十七年来,陪伴他度过孤独的是什么。

  当我们的汽车轻易地就驶入了大横琴岛时,我多少有些失望。我看到的不是孤岛,珠海政府将大横琴租给了澳门。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破土动工的工地,热闹的景象,有点像开放初的深圳。但很快,我的失望就被打消了,我开始为自己的“失望”而感到惭愧。汽车拐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窄小而曲折的沿海公路,同行的人告诉我,因为前面有一处叫三叠泉的风景区在开发,才修了这条公路。三年前他来时,这里还是一条泥巴路。过了通往三叠泉的指示牌,路越发地难行。一边是乱石磊磊的山崖,一边是被围海造田隔成无数纵横水塘的海。路两边,随处可见台风留下的痕迹。所有的电线杆,底部都加固了一个水泥墩,这是上次台风过后修补的结果。这些蛛丝马迹,向我暗示着环境的艰险。

  车还在往前面走,越走路越窄,山上的石头感觉随时要掉下来,车在山底下钻来穿去,再也没有了热闹的工地,也没有了市声,汽车走了足有半个小时。陪同我的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杜副局长告诉我,前些年,国家搞村村通公路的工程,大横琴是珠海最后修通的一条公路,上级一度为大横琴水文站配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但因燃料采购运输困难和电压不稳定等原因,常常影响到设备的正常运行。后来,还是我要采访的主人公,经过多方调研探讨,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建成了一套大功率的太阳能供电系统,才有效地解决了测站的供电问题,保障了设备的运行、准确和稳定。沿海地带是台风多发区,有了这大功率的太阳能供电,有效地解决了台风季节外供电容易中断而影响设备运行的问题。后来,他的这个方法被佛山水文分局推广到了其他类似环境的测站。

  拐了一个弯,前面变得开朗了。

  海就在眼前。但并不开阔,海面上,密布着养蚝的网箱。

  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出现在眼前。

  杜副局长说,到了,这里是才建了没有多久的新测站。

 

3水文人

  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的杜副局长,一位和我同龄的河南人,他大学期间学的是水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佛山水文分局三水水文站,当了一名普通的水文测量员。听说我要采访坚守孤岛的水文人,又听说,他们的这个水文人被评为了广东省十佳优秀共产党员,成为了全省党员学习的模范,杜副局长很自豪。他说,这是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水文人的荣誉。

  水文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词。

  我的家乡,在遥远的湖北,在长江边上。在我少时的记忆中,每年长江进入汛期之后,大人每天都会准点收听收音机里传来的水位公报。我至今还记得那种特别的播报腔调,听到“城陵矶,××米,涨。”时,家里人就会紧张;听到水位开始下降,家人又会安心许多。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对水文公报的最初印象。但那时的我,脑海里却没有水文人这样的概念,当我们的心随着水位公报那一组组数据而紧张或放松时,我们从未想到过,为我们提供这些数据的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测得这些数据的。在大横琴岛的采访开始之前,我先采访了杜副局长,我想对我要采访的主角从事的工作,先有一个从感性到专业上的认识。

  杜副局长在介绍了整个佛山水文分局的测站情况后,为了让我对水文人的工作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他告诉我,在2003年之前,水文这一行业里,人才流失严重。原因很简单,这份工作太清苦,太平凡,而且有着较大的风险。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水文这一行招不到人才。1994年到2000年,基本上招不到人,整个佛山水文分局,只在1989年招入了两个大学生。1994年,招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今天的杜副局长。然后直到2002年,才有大学生分到水文分局。这还是指水文局的机关,到基层水文站,到一线,在当时根本招不到人,水文局只好到欠发达的粤东去招工。当然,自从2003年之后,水文人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水文工作了。特别是现在,水文数据,不仅为防灾减灾提供数据,还对越来越稀缺的水资源管理提供监测和分析数据。珠三角水网密布,公路铁路桥梁众多,每一座桥梁,每一条通过河道的高速公路的修建,都离不开水文数据的支持,这些都是我前所未知的。杜副局长说,水文科学主要根据已有的水文资料,预测或预估水文情势未来状况,直接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服务。例如,提供洪水预报和各种水情预报,对旱涝灾害的发生做出中长期预测,为水利工程在未来运转时期中可能遇到的特大洪水做出概率预估等。

  我不敢说我了解水文这一行了,但我对他们的工作,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4水文站

  眼前这栋低矮的建筑是新横琴水文检测站,但我实在无法将这个简陋的工作点与“新”这样的字眼挂上钩。一边是悬崖,在悬崖下挤出了一条小路,小路的旁边,又长出了像耳朵样的一小块土地,土地凸入水中。新水文测站,就趴在这小小的耳朵上,像一只蜗牛。低矮的院墙上面一块石头牌上面刻着“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大横琴水文监测站”。进入院子,有一片小小的空地。一边是两间水泥砖石结构的房子,极像普通的民房。一个由几根高耸的水泥柱子支撑着伸向海水中的奇怪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水泥柱子空架的顶端,有一间小小的房子,那就是水文监测员的工作台了。走过窄窄的通道,我进入了工作间,再加上水文站的一位陪同采访的同志,小小的工作间就转不开身。墙上有一个类似电表箱的东西,这是先进的水文监测仪,只要保障这台仪器正常运行,就会自动记录相关的数据。而远在佛山的水文局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就能实时观察到这里的每一组数据以及仪器运行的情况。这仪器是近年来才配备的。现在,水文监测工作,已开始步入数字化时代。而在这台设备安装之前,每组数据,都要靠人工检测,然后通过一台军用对讲机,将数据发报给海对面的水文站,水文站再把数据报告给水文局。有时对讲机出了故障,就要步行数公里,翻山越岭,去到离这里最近的镇上拍电报。有了这个先进的设备,他现在的工作量,相对要少了许多。

  看了眼前的这个新的水文观测站,我自然想到去看一看那个旧的水文站。于是,我们再次驱车,往山的更深处、海的更远处进发。这次,汽车前行了足有十几分钟,眼前的海,显得开阔了许多,有了点天涯海角的意思。远远地看见那个有着高大水泥柱支撑起来伸向海里的建筑,我知道,眼前这就是旧的水文站了。临海的山坡上,乱石堆里,一株巨大的榕树下,猫着三间黑乎乎的房屋,这就是旧水文站。我爬上十几级的台阶,猫腰进入了被废弃的水文站,房子建得低矮墩实,这是为了抵挡台风。门前那株硕大的榕树,是他当年初来水文站时所栽。他站在这里,对我讲起了海,讲起海里的鱼和虾,讲起深夜造访的野兽。他指着山后一条依稀可辨的路,说过去没有沿海的公路,来来去去,都是从这里翻山越岭,走到离这里最近的村落,那里居住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白天要接近一个小时,晚上时间要用得更长。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坚守在这里,拍报了最后一组水文数据,就是顶着狂风暴雨,一身泥泞地从这条路赶回家中的。而当时,他的第二个儿子正在发着高烧……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提起这些往事,他的眼里依然潮湿。他说,这辈子,他唯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家人。


5他叫詹戊兴

  我们终于要走近他,要走近他平凡无奇但以三十七年默默奉献与坚守,践行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使命的人生。

  他叫詹戊兴,一条高大的汉子。三十七年的海风,将他的脸吹得泛着紫铜一样的黑光,他站在那里,像一尊塔,风吹不动,雨打不移。听说我是来采访他的,他的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黑黑的脸上,牙白得格外耀眼,眼也格外明亮。但直扑我眼睛的,却是他的咽喉旁那条深陷的伤疤,像一个黑色陷阱,那么明目张胆。

  那是咽喉癌手术留下的。

  他的履历,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

  詹戊兴,男,珠海横琴镇人,1948年出生,1968年入伍,1973年退伍,1974年起,任大横琴水文站工人,2003年退休。同年,因水文站地处偏远,招不到新的测量工人,主动要求返聘,继续工作至今。

  当然,我的手上,还有另外的一份材料,上面是这样写的:

  詹戊兴同志是毗邻澳门的大横琴水文站的一名普通职工,1974年到水文站工作。在大横琴这个条件十分艰苦的海岛测站上,詹戊兴为水文事业坚守了三十七载。这三十多个春秋,他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为搜集水文资料,为防灾减灾,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困难,经受了无数次台风、暴潮和洪水的严峻考验,出色完成了许多重大测报任务,先后十余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佛山市委2005年组织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说说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活动中,詹戊兴的事迹被广泛传颂……

  三十七年,在同一个岗位,而且是如此偏远的地方,如此艰苦的环境,他是如何坚守下来的?是他没有能力去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吗?当初,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为一名水文人的?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三十七年的工作?他的家人又怎么看待他的工作?这一切,都是我急于要知道的。但他因为喉癌手术,不能和我进行深层次的交谈。我只能在和他的交往中,从他那憨厚朴实的笑容里,慢慢去体察这位孤岛水文人的内心。通过他断断续续的表述和他妻子、他同事的讲述,我慢慢地勾画出一条他的简要人生轨迹。

  1948年,詹戊兴出生时,中国的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但很快,将迎来全国的解放。他的童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带领着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从废墟上站立起来。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的心中,都对未来充满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与憧憬。多年以后,童年生活的感受,无疑给了詹戊兴对人生与家国最初的认识。但贫困却并未因为全民的激情而有所改变,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情之后步入了迷途,而那时,告别了少年时期的詹戊兴,也早早地告别了学校。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劲来,全民又陷入了另一场荒唐的浩劫。詹戊兴是幸运的,他在浩劫刚开始不久,就应征当兵入伍,从广东一路山长水远地到了洞庭湖畔,成为了一名野战军战士。几年部队生涯结束,当他退伍回到家乡时,那场浩劫已然接近尾声。这时,一个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珠海大横琴水文站要招一名职工。

  因为大横琴水文站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级对这名水文工人的要求极高,特别是政治觉悟。他们要找的,不仅是一名水文监测工人,而且还要是一名战士,一名守卫国家边疆的战士。詹戊兴成功地通过了严格的考核。具体的考核过程,当时的詹戊兴并不知道,他也不清楚,他的档案,他所有的过去,能查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认真真地筛查了一遍。1974年,一个平凡普通的年份,詹戊兴成为了珠海大横琴水文站的一名水文工作者。多年以后,在说到这段经历时,詹戊兴仍然颇感自豪地说,当时挑选大横琴的水文员,政审比入党还要严格。他幸运地通过了政审。也许因为这份工作得来不易,也许是党和组织的信任给了他无限的动力,他满怀激情地来到了大横琴水文站。

  当时的大横琴水文站,当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初来的詹戊兴,这个海边出生的渔民的孩子,对于这里的破旧与落后,倒没有显出多少的失望,倒是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测水位,测海水的含氯量,每天把测得的这些数据,通过一台军用对讲机发报到对岸的水文站。这些工作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只要有耐心,有足够的责任心,很快就能掌握。说到当时对他来说最难的挑战,他脱口而出,测风速。见我一脸疑惑,同行的杜副局长笑着说,过去测风速是没有仪器的,全凭目测,这需要就是经验的积累了。

零级无风烟上冲,一级看烟示西东。

二级树叶瑟瑟响,风标时刻动不停。

三级风起红旗展,四级尘土飞空中。

五级河面起微波,有叶小树迎风动。

风到六级电线响,风中撑伞难前行。

七级大风树弯腰,逆风步行困难重。

八级树枝多折断,迎风差点走不动。

九级草屋遭破坏,平房揭瓦倒烟囱。

陆上十级风不多,屋倒树歪耍威风。

如果刮到十一级,大树拔根楼房倾。

十二级风陆上无,海浪涛天闹龙宫。

  相信这首歌诀很多人都熟悉,当年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有。无法想象,当时的水文人,就是靠这样简单的口诀准确测算出风力和风速。詹戊兴说,要是在平常,海边的风力在五级以下时,还可以慢慢对照仔细判断,不会有大的难度。一旦刮起台风,天昏地暗,大海像发怒的巨兽,台风同时伴着暴雨,他得冲进狂风暴雨中,去观测各项数据,还有努力分辨出风力风速,确实是有难度。说到这里,詹戊兴指着我们脚下一块翻起的水泥地皮,说,这就是前不久刮台风时,海浪冲翻的。

  我没有在台风来临时去过海边,无法想象台风来临时大海咆啸是什么样子,但从离岸这么远的坚实水泥地皮都被揭起来,不难想见其威力。詹戊兴说,你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吧,那里面猪八戒来到高老庄时的样子,就和台风时来了差不多,黑云滚滚,飞沙走石。詹戊兴说起这些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我想,当他面对这样的台风,坚守在小小的测站时,一定也是这样从容。

6记忆
 

  在采访中,我努力让詹戊兴回忆在他三十七年守岛生涯中,最让他感动或者惊心动魄的日子。

  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已然远去,詹戊兴记忆最深的是,他是极少有的配备有枪的水文员,而且配备了两支冲锋枪,他和另外一位同志,人手一支。作为水文监测员,配发冲锋枪,似乎有些闻所未闻。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在珠三角沿海地带,逃港、逃澳之风盛行。詹戊兴所在的大横琴岛,因为地理关系,成了逃港、逃澳的重点地区。因此,作为一名水文员,他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水文站的测量员,一是守卫边防的战士。而在当时,上级发给他们枪支,主要是出于安全考量,大横琴地处荒岛,常有野兽光临测站,发枪是为了以防万一;二是那些偷渡客,他们来到大横琴,难免和詹戊兴狭路相逢,如果没有枪,他的生命安全将没有丝毫保障。说起和偷渡客的狭路相逢,詹戊兴还是那么淡然。我问他害怕不,他一笑,说,不怕,因为手中有枪。

  在和詹戊兴的交流中,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

  海,静谧安宁。海边,一灯如豆。

  夜已深,潮水轻轻地拍打着岸边。

  詹戊兴还没有睡,现在还是涨潮的时候,他就着手电看了看手表,又抬头看了看高悬在中天的那一轮明月,他知道,离退潮还有一会儿。他要在潮水由涨向退转变的时候取样检测海水的含氯量。

  詹戊兴喜欢这样的夜晚,没有台风,没有暴潮,一切都是这样安宁平和。他坐在海边的一块石头上,望着海对岸隐约的灯火,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种世界。那个世界里,到底有些什么他并不清楚,但他知道,村里现在有好些人,偷偷地逃到了对岸,做小本生意,据说活得很滋润。也曾有人想拉他一起过去,因为他要是想过去是最有条件的,但他从来没有心动过。有人劝他,说你别这样死心眼了,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老婆孩子跟着你喝西北风,逃过去,做生意发大财,吃香喝辣,他黑着脸不吱声。人家再劝,他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的道理很朴素,朴素到让一切的大道理都相形见绌。劝他的人摇摇头,说,你不逃过去也成,你给我们开绿灯,我们给你钱,他的脸更黑了。

  他喜欢这样的时光,等待潮退的时候,他静静地琢磨着那些他想不通的问题。看看时间,海水开始退却,他取了水样,正要回去做含氯量的检测,却听见有声响,凭感觉,他知道今晚又有偷渡客光临了。他回屋去,拿上了枪,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摸过去。很快,他和偷渡客相遇了。他拉动了枪栓,枪口指向对方,他听到了拉动枪栓的声音,对方手中也有枪。对峙,就这样在海边以静默的方式展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是对方放下了枪,说,遇上你,真他妈倒八辈子霉。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之所以多次抓获偷渡客,不全在于他手中的枪,而在于他的正气和他的勇敢。当然,也会有偷渡客,面对他黑洞洞的枪口,掏出了金钱,希望能收买他,但他从来不为所动。他知道,他是国家精心挑选放到大横琴的,选中他,是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他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真正偷渡最疯狂的时候,是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那时,人们逃港不再是因为贫困,国家也早已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欧风美雨,对岸资本主义社会的七彩霓虹,引诱着太多蠢蠢欲动的心。而在那时,葡萄牙管辖的澳门政府颁布了特赦令,偷渡客只要在澳门居住一段时间,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权,这可以说是在变相鼓励对岸的民众偷渡。因此,那一段时间,詹戊兴抓获得偷渡客也最多。后来,蛇头们知道,在大横琴,有一位“死脑筋”的水文人,他们害怕遇上他,因此宁愿绕开他选择偏远一些的地方偷渡。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叙述是由詹戊兴的妻子完成的。他的妻子,一个瘦小,但看上去很干练的女人,她说话语速极快,而且普通话表达能力出奇地好,这在珠三角一带的农村,是极少见的。她对我说,80年代,那时好多人走私,抓得也不严,好多人早上用船拉了一船菜去澳门卖,卖菜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返回头时偷偷带回来的东西——香烟、彩电。那时好多人都做这个啦。她说,村里,镇里,太多人做这个,眼看着邻居们因为走私都发了财,家家盖起了小洋楼,她的心里多少也是有一些羡慕的。那时,她没有工作,家里种了几亩地,三个孩子,大的上了小学,小的还嗷嗷待哺。说起那一段时间家道的艰辛,她依然有一些激动,说詹戊兴一天到晚守在水文站,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哪够一家人的开销?她一个女人,把家里家外的活全包了。这时,和詹戊兴一起守卫大横琴水文站的那位同事,终于忍受不了这份工作的清苦与劳累,也经受不了外面世界的诱惑,离职下海了。没多久,同事就发了财,回到水文站来看他,劝他别这么傻了。他笑笑,说水文站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做。你走了之后,这么久都没补上人,现在大横琴测站,就我一个人了,我再走了,谁来做这个工作?同事摇摇头走了。有和詹戊兴要好的朋友,也来劝他,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老婆孩子想想。你老婆一个女人,又当爸又当妈的,支撑着这个家,孩子还这么小,天还没有亮,就和阿妈一起挑了菜去澳门卖,你就忍心么?你的心当真是铁打的。他不吱声,黑着脸。朋友说,你说句话,只要你想干,我们就一起干。他说,你让我去走私?去犯法?朋友说,又不是一家两家人这么干。他劝朋友,说你要是把我当朋友,就听我一声劝,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犯罪的事了,这样下去,国家迟早要采取措施的。朋友和他因此不欢而散。朋友走后,詹戊兴作出一个决定,他把大横琴的走私之风上报了相关部门,后来,执法部门加大了对大横琴一带走私的查处力度,大横琴的走私之风也渐渐得到了扼制。他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成为众人眼中的怪人,和不尽情理的代名词。我问他,真的就一点也不动心吗?他还是那样憨憨地一笑,说:我都入党这么多年了,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怎么可能做这样违法乱纪的事呢?再说了,现在的事实证明,当年离开水文去下海的,真正成功的,也是少数人。就是当年和我一起在大横琴的那位,其间是有过几年的风光,现在不一样两手空空?我还有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有退休金,他不如我。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珠海实行了特区补贴。由于水文是条条管理,未能执行补贴,水文职工与当地事业单位相比,收入差距有一千多元。水文这一线的工作人员,要么下海经商,要么想办法调到珠海的其他事业单位工作,收入都比水文站要高得多。这一次,詹戊兴的妻子终于对他有了一些怨言,如果说逃到澳门,或者走私,那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咱们不干,不仅不干,还要维护国家利益,站出来同逃澳逃港作斗争,同走私作斗争,这些,她都能理解。但这一次不一样,同样的为了国家工作,同样的是在珠海,同样的事业单位,而且水文站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工资却比别人少了整整一半,实在让人想不通。亲戚朋友也帮他想办法,也愿意为他的调动出力,只要他松口,很快就可以调到珠海本地其他的事业单位工作,工作要比水文站风光、清闲,工资也要高得多。可是詹戊兴依然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水文站总得有人干,我走了,谁来?让别人来,也是难为别人。我的家就在大横琴,虽说要翻山越岭,总比从别的地方调一个人到这个孤岛上要强。朋友们劝他,少了你这根胡萝卜还做不成酒席了?他笑笑,说,那你说让谁来?再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水文,习惯了,也干不了别的。

 

7他说和她说

  他说:我这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唯独对不起老婆孩子。我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我问詹戊兴的妻子,你觉得呢?

  她和他一样爱笑,笑容是一样的朴素。她说: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他说:我没能让她享福,本来她的想法,等我退休了,要好好陪着她,但现在,这个承诺也没有做到。

  她说:我苦点没什么,只是苦了我的孩子。

  她说:最苦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孩子小,家里的收入又少,我种了四亩地,泡种下秧耕田收割,全都是我在做,他一年到头守在水文站,帮不到我。记得那时孩子还小,又没有人带,我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插秧,来来往往的人看见了,都叹气,知道我的男人在水文站工作。

  他听妻子诉说往日的艰苦,低下了头,黑红的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她说:1986年搞统销粮,我跟了他,吃了统销粮,结果跟了他在这荒岛上,城市的待遇没有享受到。后来农村好了,土地征用有补贴,有红利,我又没有享到农民的好处。我儿子有残疾,说让他去给弄一个低保,他也不肯弄,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拿着国家的工资,你还让我去找关系给孩子弄低保?这样的事,我干不来。

  面对妻子的指责,他不说话,静静地听着妻子的述说,我不知道,此刻在他的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波澜,但对于妻子的指责,他没有分辩一句。他知道,妻子跟了自己不容易,当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现在,让她发泄一下,倾诉一下,也是好的。

  她说:虽说家里有一个男人,其实跟没有男人一个样。我最怕的是刮台风,那时候孩子在镇上读书,一刮台风,我就要往镇上跑,刮台风下雨,山上下来的水很大,我害怕把孩子冲走。结果有一次,我去晚了,孩子一个人往回走,遇到水过不去,躲在山里哭。几个孩子也懂事,什么家务都做,三点钟起床,和我两个,一人一担菜,挑去码头,坐船去澳门卖。家里没有煤气,没有电,烧柴,大儿子上山去打柴,被蛇咬了。我吓死了,一个人背着儿子往镇上跑,又让人去水文站叫他,他到了晚上十二点才赶到镇医院,见孩子吃了药,脱离了危险,坐了一会,又走了。

  他说:我要回去测退潮时的含氯量。

  她说:一次不报又不会死人。

  他看着她,不说话。

  她说:他一个人守在水文站也还算了,农闲时,他还把我叫过去,教会我检测的办法。这样有时上面要让他去开会,或者有事要请假时,就让我去顶班。我们家,是一个人在水文站拿工资,一家人都在水文站干活……

  他说:你在家闲着又没有事。

  她看了他一眼,继续倾诉: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2009年,特大台风,我们住的这个房子里都进了水,水有这么深。

  她比划着说:我让他回家来帮我搬东西,家具都被水泡了。他还把我骂了一顿,说刮大台风,是他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不过是几件家具,泡水就泡水了,台风过了,拿出来晒晒就是。

  你不怕吗?我问。

  怎么不怕,她说。一开始怕得要命,你知道,刮起台风来,那个吓人,感觉天要塌下来,海要倒过来了。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谁让我嫁了这样一个人呢。

  说到这里,做妻子地长叹了一口气,说:埋怨归埋怨,他其实也很不容易的,1998大洪水,2008、2009年的大台风,他是整天整夜守在水文站,最长的时候,有两个月没有回家。吃饭什么的,是胡乱弄一点到嘴里,水文站的蚊子又多,全身上下咬得没有一块好皮。两个月后回到家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乌漆麻黑的,跟换了个人一样。

  听到妻子这样说,他又是那样望着妻子憨厚地一笑,这一笑里,有理解,有感激,也有一个男人对于家国不能两全的遗憾和内疚。

  陪同采访的,他的同事提醒说,你们的孩子,不也是因为耽误医治……

  说到儿子,刚才在倾诉时一直滔滔不绝的她,突然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他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她的眼里,却沁出了泪,长叹了一声,平复了心情,说: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记得,也是刮台风。

  他抬起头,补充了一句:7908号台风。

  她白了他一眼,说:那年,我的二个儿子发高烧,正好又是刮台风,我让人去水文站找他送孩子上医院,他又抽不开身,我只好一个人送儿子去医院。那时这个岛上又没有像样的医院,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然后坐一个小时的船到湾仔。又刮风又下雨的,也没有船,我只好背着孩子,走了两个多小时,到镇上找了一个赤脚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烧却一直退不下去,我都急死了,等台风小了一点,再把孩子送到大一点的医院,孩子已烧得不省人事,耳膜穿孔了。病好了,耳朵也听不见了。

  她说到这里,泪就下来了。

  他说:我对不起孩子。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到了极点。等他们夫妻心情平静一些了,我说对不起,不该揭开你们心头的伤。又问,几个孩子,现在可好。

  她说:还好,大儿子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了,现在在一家制药厂打工;二儿子,因为那次烧坏了耳朵,成了一个哑巴,没有上学,现在在帮人家看渔塘;因为第二个儿子身体的原因,国家给指标,让我们多生了一胎,老三是个女儿,读了中专,现在过得还不错。我现在珠海帮女儿带孩子,周六周日才回大横琴来。本来是想让孩子在大横琴上学,我在家里带,也可以照顾一下他,可是联系了几家幼儿园,没有一家愿意开车来接送的,太远了,路又不好走,又不安全,没办法,我只好出去帮女儿带孩子。

  她说:现在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一身的毛病,长年在海水里泡,在暴雨里淋,得了风湿,去年过年的时候又犯病了,痛得不行。他还有痛风的毛病,常年生活没有规律,老胃病,加之前些年,因为喉癌做了手术,要一直吃药,他每天吃的药都是一大堆。

  说到他的喉癌,她说:他的这个病,也是拖得太久了。他老早就说感觉嗓子不舒服,我都说让他去大医院看一看,可是要去大医院,就得请假,最少得一天时间。他总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结果拖到痛得不行了,才去医院检查,那都是2003年了,先是在珠海的医院,查了怀疑是癌,又去了中大五院,查出来是恶性肿瘤,做了三次手术,声带割掉了四分之一。也是我们家里穷,没有钱,当时是要到中大五院做手术的,但我们的医疗定点在珠海,是花了八千块钱,请中大的医生到珠海做的手术,因为这边的手术条件没那么好,护理又没有跟上,手术还是留了一些问题,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走路上楼梯都不行。

  他说:你对人家说这些干啥?

  她说:你总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默默地扛着。都退休的人了,你以为你还是小伙子。

 

 

8钉子精神
 
  2003年,詹戊兴退休了。本来,他要履行自己的诺言,陪着为了他这个家,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一辈子都没有享过福的老伴一起安享晚年的。但是,退休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孤岛来工作,他开始不安,在家里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心里总是记挂着水文站的事。妻子劝他,说你别想那么多了,都退休了,又一身的病,水文局自然会派人来接替你的。他思忖再三,却做出了一个让妻子儿女都坚决反对的事情——主动请缨,退休不退岗,仍然坚守在大横琴水文站,这一坚守,又是八年。我问他,决定坚守到什么时候,他淡然地说,现在还能做得动,能胜任这份工作,能做一天,就坚持一天吧。

  采访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他朴素憨厚的笑容,和他那高大坚实的身影。他的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没多么跌宕起伏,那么平常,但这平常的背后,需要的却是无比坚强的毅力、定力和信仰。

  佛山水文局的领导,把他比作红树林。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颗毫不起眼的钉子,当他认准一个目标,就以钉子的韧性,在这个平凡又重要的岗位上,一守就是三十七年。

  他的精神,就是典型的钉子精神——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詹戊兴以他平凡无声地三十七年,实践了这种钉子精神。也用三十七年的坚守,在大横琴,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一撇一捺,结结实实。在佛山水文分局对詹戊兴的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与江海为伴,与洪水抗争的水文人!他身上虽然没有军装和武器,但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是防汛减灾无畏的哨兵。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对党、对人民、对水文事业的忠诚,以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的性格,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辛勤工作,谱写了水文人华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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