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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三峡工程是一个超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早在80年前中国就出现过关于这一工程的 构想,解放后也一直有人积极主张这一工程上马。为什么八十年代以前,这一工程 始终未能上马?八十年代当中,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决策程序,使得这一工程得以重新 上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参与过这一工程的相关讨论,文革以后也一直关心这一问题, 比较了解这一项目决策的历史过程和演变。在此文中,希望通过介绍三峡工程上马 的始末,回顾一下中国水利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就三峡工程的防洪效应、 该工程与中国的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分析。

1949年以前的三峡工程设想

如果要追根溯源,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峡工程的是孙中山。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讲到航运问题时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石碍航,“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主张兴建低水头闸坝,以解决航运问题为主要目标,结合水力发电。1932年,工程师恽震等在三峡地区查勘后提出,可以在黄陵庙和葛洲坝建低坝,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是发电和航运。因此主张建低水头的大坝工程,设想中的坝高比现在已建的葛洲坝还低。

在四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主管经济建设的机构,即资源委员会,其中设有一个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抗战后期,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翁文灏和钱昌照邀请了美国最有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到重庆访问。当时,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正在研究四川的龙溪河、大渡河、马边河、岷江等长江支流以及云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流的水力开发,于是就请萨凡奇对此提些意见。正好那时美国派到中国的战时生产局顾问、经济学家帕斯克尔提出,可以由美国贷款,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水电站,同时兴建大型电解工厂,用一半的电力制造化肥,其产量足可占领国际市场,这样依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偿还美国的贷款。于是,1944年9月,萨凡奇由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人黄育贤等陪同,到三峡地区查勘,研究了高坝方案。那时的设想是,水库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米左右,大坝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防洪、航运等,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一千多万千瓦。当时,这样大的发电站已经是了不得的了。 日本投降后,资源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就派了五、六十个水电、水利专家到美国垦务局,在该局总工程师萨凡奇的领导下,做了一年多的研究。这批人大部份都回国了,多数留在水电部门,少数人到了水利系统工作;也有少数人留在美国,其中有的人到现在还十分关心三峡工程,比如徐怀云先生,1989年我到美国去时曾见过他,三峡大坝截流时他也被邀请来过。

五十年代以来水利部门防洪方针上的偏差和三峡水库案的提出

中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型暴雨会造成较大的洪水,容易面临洪水威胁。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事,“善治水”与“善治国”是相关联的;而且,防洪从来是多管齐下的,主要是靠堤坝,同时还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经常疏治。历史上,长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云梦泽,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个大小湖泊。自古以来,长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从明朝起,传说是由于那时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张居正的支持,湖北逐渐把长江北岸的堤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结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却又低又薄;于是,洪水就先后在南岸冲开了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个口子,淹到了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荆江地区的很多湖泊却变成了土地。不过,洪水虽然使洞庭湖地区当年会蒙受损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产丰收。

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水利部门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进而又演变成一个大方针,就是一定要把洪水堵起来、用一个个水库来装洪水,从而一举解决防洪这个大问题;但他们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兴趣却不大,即使有一个堤防维护方案,也不认真执行。这种思想的危害持续了多年。

1952年我调到北京主管水电工作后,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厅水库,想拦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灾。但是他们没有综合利用的思想,只考虑防洪、不管能否发电。当时他们设计的官厅水库有两套泄洪措施,一是从坝顶溢洪道泄洪,另外右岸还有个泄洪隧洞。水电总局为了综合利用库水来发电,就向水利部建议用那个泄洪隧洞做水电站的引水洞;可是水利部门坚持说,这个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给你们送水发电。后来,我们水电总局没办法,只能在水库左岸专门作了地质勘察,重新打隧洞、修电站,还补做了水库范围的地质调查。因为要发电就担心库底漏水,而水利部门为了防洪而修水库、是不管库底漏不漏的。这件事反映出水电系统与水利部门多年来工作上存在的矛盾。

后来,水利部门虽然也注意到了水库的综合利用,但他们总的方针始终是想用水库把洪水装起来,从淮河、黄河的规划到长江的规划,一贯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上游的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内才汇成淮河干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时,就是单一地在上游的支流修佛子岭、磨子谭、梅山等防洪水库,可是这些水库所控制的流域面积总共不到5%,无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后来,水利部门才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水库来灌溉和发电。

解放后,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峡水库,该会负责人是林一山。1954年长江发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的建坝设想为基础,提出要尽快修三峡大坝,但他的目标与美国萨凡奇的目的根本是两回事。林一山主要是想通过修建大型水库来装长江的洪水,以防止长江的洪水灾害。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划、管理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应该是在全流域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规划,如果要设计安排多个梯级电站,也应该有通盘考虑。但是,由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建大水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水问题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主持长江流域规划时,就把全流域的规划收缩成论证三峡工程的问题,把长江的防洪任务简化成了全力以赴、争取修建水库的工作。1954年的长江洪峰时期,有大约一千亿立方米的水量既无法及时下泄、又不能靠堤防有效蓄拦,林一山就想建个三峡水库、把这一千亿立方米的水装起来。

五十年代当中,淮河、长江、黄河先后发生洪水。毛主席、周总理当然非常关心洪灾问题。毛主席认为,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首要问题就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铁路)。他那时的几次题字都是关于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由于林一山强调,长江的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主席曾被林一山说动了,很想早些修三峡工程,于是在1956年写了那首有名的“高峡出平湖”的词。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

水电部门对三峡工程是不赞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电工作的是燃料工业部内的水电工程局。1952年我调到该部工作后,发现水电工程局这个部内局不能充份开展工作,于是成立了水电总局(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设四个独立的总局,即煤炭总局、石油总局、火力和电网总局、以及水电总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为了三峡工程而去美国研究的专家们,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在水电总局工作,黄育贤(已故)是总局的总工程师。

我在大学是学工科的,比较容易理解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问题。设想中的三峡大坝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大工程,要建那么大容量的水电站,其技术要求、工程规模,都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也非国家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当时我负责水电工作,知道中国能够建设多高的水电站大坝,也知道要建一个数倍于全国现有水电站发电总能力的三峡电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苏联和美国当时的技术能力比中国先进,我们在苏联参观过不少大坝和水电站,水电总局里也有很多人了解美国水电站的情况。即使按照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衡量三峡水库方案,也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不能设想”。所以我认为,三峡工程太大、太复杂,只能留给后人从长计议。

1954年底,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水电建设工程,团长是刘澜波,我是副团长。我们在苏联期间,于1955年初接到过国内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徵求我们对水利部修三峡水库计划的意见。当时,我和刘澜波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宜修建。因此,立即给中央回电表示,“对国家来讲,这是很长远的事情,现在提不到日程上来”。在苏联,我与苏联水电设计总院的有关专家谈过三峡问题,请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和我们水电总局的意见是一致的。从苏联回来后,根据燃料部领导的意见,我曾就苏联有关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看法给周总理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

水电和水利部门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公开争论

当时,因为中央正在议论长江防洪的问题,水利部就抓住这个机会强调修建三峡水库的紧迫性,催得很紧。1955年下半年,请了一批苏联的水电、水利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批苏联专家中,除了个别的为苏联农业部所派,大部份都是电力部门、水电系统的专家。我国的水利部与苏联对口的政府机关应该是苏联的农业部,苏联农业部中的水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水利灌溉,并不象中国的水利部门那样直接管大河流上的水电工程。在苏联,管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修水电站、运河)的不是水利部门,而是电力部或水电水利设计院,因为修建水电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本来,我们的水电部门与这些来中国的苏联水电专家是同行,彼此之间容易沟通,但是那些苏联专家到中国以后,只有两位到我们水电系统工作,有十几位却被安排到长江水利委员会,而长江水利委员会本身并没有真正了解技术问题的水电专家。因此,我们水电部门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这类做法,是不赞成的。

水电和水利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公开争论发生在1956年。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在水利部的技术性月刊《中国水利》第5、6期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他提出,只有修建了三峡水库,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为此,他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为235米。为什么必须要达到235米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千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从而把1954年长江防洪时堤防挡不住的那一千亿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我们水电系统的许多技术干部看到了林一山的文章后,都认为水利部门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提出的这个方案太离谱了,应该说实际上是很荒唐的。235米高程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比目前三峡大坝的设计高程175米还要高出60米。如果真的建成这样的三峡水库,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重庆段的长江江水将上涨到会淹没市区的抗战纪念碑的高度,整个库区还必须迁移200多万人口,淹没四川省沿江的十几个城市。这样就变成了要通过牺牲重庆及其他大片地区,来免除武汉地区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何况,即使牺牲了重庆等地,也未必能防止三峡下游地区的洪水威胁。

我们水电部门认为,防洪工作应该采取综合规划的原则,要注意在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修建支流水库以及干流水库这四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从简单化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出发,试图用一个大型干流水库去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废;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标准提得过高,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至于水利部门当时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峡水电站,这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条件和电力建设的基础,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技术难题。

因此,1956年9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技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写的。这个专号全面地论述了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当时长江的水还比较清,所以没有考虑到泥沙问题。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较长,由于对方的文章长达两万字,我也写了两万字。我在文章中指出,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来讲,对方的论点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的这个专刊出来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就不吭声了,既不说我们讲得对,也不说我们讲得不对,只是对我们的意见保持沉默。可是,《水力发电》这种刊物的专业性很强,不为人们注意,毛主席和中央当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门通过邀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来讨论三峡工程,却形成了推动三峡工程的舆论,同时中央也有人喜欢这样的项目,这样一来,三峡工程问题就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尤其是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甚至介绍了“围堰发电”、“临时船闸”等设想和关于施工工期的具体措施,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三峡工程已经定案,很快就会开始施工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差中央正式下命令、动手施工了。

为了以正视听,我只好写了一篇短文“略谈三峡问题”,寄给《人民日报》。报社随即寄来了清样,准备发表,但后来却并未将我的信刊登出来。以后,《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揖告诉我,《人民日报》把我的“略谈三峡问题”一文的清样也寄给了周总理,但总理说,这个问题不在报纸上争论,所以未能刊登出来。

在“大跃进”当中三峡工程案被搁置

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三峡工程主张其实是与“大跃进”气氛相呼应的。那时,不仅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要修个三峡,淮河流域的水利部门也要修个“三峡”,要在平原地区修个大水库来装淮河的洪水,地址在临淮岗。我对这样的“一哄而上”有自己的看法,曾经用带点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刊登在195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给这篇文章取这样的标题,是看了广东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发的。广东报上的文章说,一个县的某位部长不相信别人的劝告,强迫渔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鱼网,做了一个三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一网把海中的鱼全部打上来。结果,这个网抛下海以后,一条鱼也未打着。我就借用了这个词。
我在这篇杂文中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大鱼网主义”,“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三峡工程:“据说,有一条河流,为了解决防洪问题,在支流上已经修了许多水库来装洪水,然而解决问题不大。于是现在有新的规划:在干流上修一个最大的水库,以彻底解决防洪问题。可是,这个大水库的代价是多大呢?移民一百万以上,投资好几十亿元”。

“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要修三峡。当时的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态度。于是,薄一波就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他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毛主席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有关南宁会议的情况,我已有文着谈及,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毛主席听了我的意见后认为,在三峡工程的问题上,我的意见对。我没有料到的是,后来毛主席就要我去当他的兼职秘书。这个秘书当得并不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我就因不拥护“大跃进”而挨了批斗。而我的那篇杂文“大鱼网主义”曾被作为罪证之一而印发,以供批判。更糟糕的是,因为我负责过水电工作,对我的批判使整个水电建设工作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说成是“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

虽然我个人在“大跃进”中遭到了厄运,但三峡工程也未能上马,而被搁置下来了。南宁会议后,周总理就带队去长江三峡地区视察。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形成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其中谈到,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它;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参加过这个决议案的起草,认为这个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1961年开工、1965至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三峡工程上马,毛、周都未点头。后来我获知,周总理曾让张爱萍从国防上考虑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张爱萍考察后提出的正式意见是三峡大坝不能修。到现在为止,张爱萍还是反对修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上不了马、水利部门违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坝工程

虽然毛、周去世以前,三峡工程始终未能上马,但水利部门还是使葛洲坝工程上马了。其实,葛洲坝水库的设计功能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不应先于三峡水库修建。由于三峡水库是个超大型水电站,而用电需求有时段差异,时多时少,发电多时水库下泄水量就大,发电少时则下泄水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对航运不利。所以,需要在三峡水库的下游修一个反调节的水库,以便调节水量、利于航运。既然在七十年代并未修建三峡水库,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坝水库。但是,当年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要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峡,就坚持要上葛洲坝。主张兴建葛洲坝水库之初,连一向不遗余力地鼓吹三峡水库的林一山,也反对先修葛洲坝。因为他知道,葛洲坝其实是三<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document.clear (); </script>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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