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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4)

工地上每天都在搞比学赶帮超,有专人发小牌子,担一担土、拉一车石头都有人发给一个牌子,下工时检查,谁的牌子多给谁发个小红旗。

  有些民工受不了罪就跑回去了,但编制很严,县里有师、公社有团、大队有营、小队有连,一查就把你查出来了,立即派人再把你送回来。丹江口大坝要是没有这一批傻用劲、傻吃苦、傻干的傻人,就没有今天这个坝……

  张友定:我是1958年8月13日从治淮委员会来到丹江口的,我来时这里刚到了千把人,当时施工方案还没定,只见江右岸石崖上有人在打钢钎,但9月1日开工的时间已定。开工需要放石炮,但那时黑色炸药还没弄到,张体学命令临近的光化县必须马上找到炸药,事后不放心,又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两三吨炸药,这才放心。打炮眼的六角钢也是从光化找来的。9月1日开工那天,张体学和河南省省长一起挥鎚打炮眼。到9月底、10月初,两省10万民工陆续到达工地,一时吃住成了大问题,全是自己割草砍树搭茅毡棚。民工们实行军事化编制,50天时间右岸就完成了1300多米的围堰,我是一师二团政委,一师是由13000多均县民工组成的。后来遇到汛期洪水,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一师组织了20个突击队,硬是用土、用石块、用人体堵住了漏口,把围堰修到99米高,保住了几万人5个月的劳动成果,一师民工功不可没。

  汉江截流是1959年12月26日,龙口合龙原定1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3个小时10分钟,那年头,人都在拼命。合拢时李先念来了,我们在江上放水灯庆祝,即荷花叶子上放上点燃的蜡烛,上千个水灯在江面上漂呀。晚上李先念和工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了顿晚饭。

  我们二团有七个营,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从农村搞了磨,一个营从农村买两头毛驴推磨;我们自己挖地种菜,种南瓜、冬瓜,记得有一个冬瓜长了130斤!抬去展览了。

  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到过工地,她一贯是“先生产,后生活”。张体学这方面做得好,他到襄阳、荆州的民工食堂去看生活,发现民工们就是吃清汤红薯,煮蚕豆、碗豆,吃整粮。当时工地上没有任何加工粮食的机械,他就立即让武汉的红星面粉厂连人带厂一起搬到了丹江口;有的民工得了浮肿病,他就调黄豆,让煮黄豆吃,他说吃煮黄豆能有助消肿。1960年肚子饿得厉害,过春节时,张体学让给四级工以上的工人每人发瓶白酒,干部没有。老工人们很高兴……

  戴垂友:我是1959年8月15日从部队“八一”钢厂来的,那时工地上只有4台75马力和250马力的锅驼机,发电、照明、抽水都靠这些。在此之前,工地上只有1台30马力的 柴油机,只供指挥部照明,到了夜晚,10万人的工地一片漆黑。民工们点蜡和煤油灯,夜战也是点马灯。我们来后建了红旗电厂,我负责160人。那时工地上流行一句笑话,说“生活好,生活好,鸡蛋炒干饭,腰花、肉片、青汤饱”。“鸡蛋炒干饭”是说饭里一半白米一半玉米,“腰花”是指煮蚕豆,“肉片”是红薯干,这是人们对艰苦生活的自嘲。我们那时每人有个脸盆,除洗脸外,喝南瓜汤、青菜汤、包谷糁汤都是用脸盆。我们改善生活就是到几十里外去买南瓜。后来我们自己种南瓜、种红薯,天亮三点我们就到光化去买红薯秧,往返140里地当夜赶回。我们见缝插针地种红薯,种南瓜。我个人种的南瓜交食堂2000多斤!

  丹江口工程确实为水利建设出了大力,我们不仅建了一个今天要往北京送水的工程,在当初中国其他地方的水利工程也是从丹江口派出的技术力量,我们为葛洲坝、三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黄龙滩、葛洲坝建设时从丹江口陆续派去了3万多人,全是主力部队和精华部队。我们这一代人干在丹江、老在丹江、最后也是死在丹江。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到现在一个个白发苍苍。

  丹江口工程平均每年发38亿度电,在防洪、发电、灌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作了很多贡献。汉江集团原是部属企业,后来又成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企业,现在要  南水北调,国家又成立了水源公司,让我们与水源公司合属。我们现在有1万多职工,我们很担心我们子女的就业问题,不能因为南水北调让老职工的子女们上街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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