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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能臣刘统勋

        对于获得清朝“文正”谥号的刘统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对他的儿子——民间大名鼎鼎的宰相“刘罗锅”——刘墉一定耳熟能详。其实刘墉并没有当过宰相,真正当过宰相的是他的父亲刘统勋。
        祖籍山东高密的刘统勋,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8年)出生于陕西羌州(宁强),是康熙举人、雍正进士,乾隆即位后授内阁学士,是乾隆最为可靠的心腹重臣。刘统勋之所以能成为乾隆皇帝的“肱骨之臣”,除了其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之外,还在于他是个治世能臣,特别是在治水方面,很有建树。
        历史中,各朝各代主要水工水事除了农业灌溉,重在河务与漕运。因为河务威胁到漕运的安全,而漕运又关乎国家的粮食等物品调运问题。当时人们常把河务、漕运与专制权力把持的另一领域——盐政,合称为“河漕盐三弊”,而河漕二弊尤甚。为了管好河务与漕运,清朝特设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前者管黄河(包括与黄相涉的运、淮、泗诸河)治理,后者管运河调粮,两督虽位高权重但并无封疆,不过与一般封疆大吏相比却是“油水”更多的肥差。这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在这两件事上最肯花钱,而以这两件事为由向民间伸手,也最理直气壮、无所顾忌。虽然清廷每年都对河务给予重点建设,但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河道现状却是愈治愈坏。每遇河道决口,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但现场仍然是一缕土堤、一泓黄泉。乾隆认为“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清高宗实录》卷211、236)虽然清廷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监管,却收效甚微,这让政府大伤脑筋。乾隆元年(1736年),清正廉洁的内阁学士刘统勋被朝廷相中,派往浙江跟随大学士嵇曾筠学习海塘治理,这为刘统勋后来的治水、查处河务腐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刘统勋三十多年的治水工作中,其功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因势利导,以河治河。乾隆十一年三月(1746年),敢言直谏的左都御史刘统勋,被乾隆帝委以重任,调任漕运总督,成为当时管理漕运事务的最高长官。走马上任之后,刘统勋亲临河道勘察河势,查看水工,开启了自己督修河道、治理水患之路。乾隆十三年(1748年),运河涨水,造成黄河下游出现灾情。刘统勋与大学士高斌奉命巡查山东赈灾情况,并勘察河道。针对灾情产生的原因,刘统勋提出疏浚聊城人工开挖引导黄河水的支渠——引河,将运河洪水通过引河分流注入大海,并下令将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降低,秋天后又将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使得河水有所阻截,防止溃坝和水灾。分流洪水、加固关键处堤防,不仅让运河洪水化险为夷,也减轻了山东灾情。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道总督顾琮请求在祥符、荥泽各县建立堤坝,并疏浚引河,乾隆命令刘统勋前往勘察此法是否科学。经过实地考察,刘统勋认为引河上方没有下水源流,中途又流经沙地,容易淤积,应该搁置顾琮的请求,建议另外选择地点建筑堤坝,由于分析科学,意见被皇上采纳。
        根据不同的河性特点、地理特性,提出不同的治河方案,让刘统勋在治水工作中多次力挽狂澜。乾隆二十七年(1962年)、三十二年(1967年)和三十四年(1969年),刘统勋先后受命疏通运河水道。以河治河的治水方法,扭转乾坤的治河功绩,让乾隆对刘统勋大为赞赏,先后将他升任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又调任刑部尚书等。
  二是刚正不阿,严惩腐败。对于河务腐败,清正廉洁的刘统勋是深恶痛绝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河河员亏帑误工,致使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当时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是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斌。高斌在雍正朝时就是江南河道总督,同时也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的父亲。年逾古稀的高斌虽然清廉,但对自己的下属却疏于管理,致使其在修建堤防中偷工减料。刘统勋与署尚书策楞受命前往调查。经过深入调查、走访,刘统勋发现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二万五千余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一万八千余两,而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十余万两(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六)。刘统勋与策楞一同上疏乾隆,说河员亏空了府库货币耽误了工期,请求下诏撤去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张师载的职位,彻底查处侵占府库货币的各官吏。根据刘统勋的奏折,没有尽到管理责任的河道总督高斌、河务协办张师载被撤职,没有完结的一百一十一万两工程款项按期向朝廷上报化用情况。同年九月,黄河在铜山县冲决,黄水掣动大溜,南入洪泽湖,以致高邮县二闸被冲,这使乾隆帝深为震怒。刘统勋又奉命彻查决堤原因,很快,河工道员李礅、张宾等人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刘统勋上疏将不作为的官员李焞和张宾处死,并亲自驻守铜山监督塞河,直到工程告结。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并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虽已年近花甲,但仍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按时按质完工。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他询问误期的原因,被告知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刘统勋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乃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经了解,原来是河员必须收取费用才接受柴火,他们因无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此地也不能卸车。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相关河员进行严惩,使得工程很快就完工了。
  不管是多大的官、多高的权贵,在治水工作中不尽责、捞己私、为己利,刘统勋都认为是有罪的,应给予严惩。
  三是查缺补漏,完善管理。多年的治水经验,让刘统勋对河工症结一清二楚。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朝廷用于河工的钱款大多落入各级河工的腰包,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质量大受影响。对此,朝廷也无可奈何。尽管经常有河工因为贪污治河费用受到严惩甚至杀头,但是制度性的腐败决定了官吏们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筑堤则削洪增顶,挑河则垫崖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并以吃喝等挥霍方式把河费糟蹋了。上下串通、弄虚作假,让历年的治河费用不断增加,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在借查南河河员亏帑误工案之际,刘统勋向朝廷提出四条稽查河工工料计算不清的积弊办法,以及完善财务和工程验收办法,可谓正中河工治河的要害之处。刘统勋认为,治理黄河、运河首先要治理河工财务制度。他的奏议得到朝议批准执行,河务的财政和工料管理制度初步确立,河工中历来存在的公然贪污和浪费现象立马得到了扭转。
  从乾隆元年(1736年)学习海塘工程,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受命勘察疏通运河,刘统勋前后督修河道、治理水患长达三十余年。期间,他始终秉公办事,惩治贪官污吏,为国家挽回损失;兴利除弊,科学治水,如期完成堤坝修筑,为国家兴盛提供保障。虽然刘统勋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但却心系百姓、心怀国家,终得留名千古,他不仅是清朝的治世能臣,也是现今治水者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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