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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关中水利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的起源地。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而将函谷关以东地区称为“关东”。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泾、渭、浐、灞、沣、滈、涝、潏诸水环绕,有“八水绕长安”之称。《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四塞之国”。关中地区不仅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也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自西周起,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城,王莽、汉献帝、晋愍帝也在此短期建都,关中作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超过1100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说过:“善治国者,必先除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虫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第一次把治水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而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汉武帝也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皇帝,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在他的统治下,西汉政权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政大宛、北破匈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气象,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国传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打下了基础。在位期间,他还派遣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加强了汉朝和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还为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开通打下了基础。在水利方面,他同样大有作为。
  黄河流域是汉武帝文功武治的活动中心。汉武帝曾颁发诏令,要求各地加强水利建设,充分发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据记载,在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间,先后在关中地区倡建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和昆明池等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不仅为当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也为汉武帝对外的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证。既巩固了京都长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也为汉武帝实现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西汉时的长安城不但为封建社会京畿规划奠定了基础,亦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丝绸之路开启后,中外商贾往来不绝,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
  一、倡修漕渠,发展漕运,建立以长安为中心的漕运中枢
        渭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省东部和陕西中部的丘陵地区,进入陕西后沿秦岭北麓自西向东纵贯关中平原,至陕西潼关注入黄河。西汉初期,渭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害,水土流失严重,“渭水沙多,流有深浅”,河槽淤积变浅,主流弯道接二连三,漕船动辄搁浅,关东粮食物资运至长安举步维艰。加之,西汉建立大一统王朝后,京都长安人口膨胀,市井繁盛,对漕粮及其他物资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民以食为天,“军无粮不稳,民无粮不安”,纵观历史,因粮草供应问题引起的暴动,轻则危害一方,重则改朝换代。开发水利,不仅可以增加亩产,而且通过漕运可以减少粮食周转的时间和成本。因此,汉武帝诏令沿秦岭北麓修建一条与渭河平行的专门用于漕粮运输的人工运河,称之为“漕渠”。这是汉武帝在关中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汉元光末年(前134年~前128年),大司农郑当时鉴于京城长安对粮食需求的大量增加,对漕运的依赖日益严重,向汉武帝建议说:“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秦岭)下,至河(黄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汉武帝接受了郑当时的建议,任命郑当时为开凿漕渠的总指挥,齐地著名水工徐伯作为总工程师辅佐,调集数万人众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苦施工,开挖了一条长安至黄河长达150多公里的关中漕渠。至此,漕渠把中原及江南的粮食和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长安的太仓和甘泉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正可谓,漕运关东之粮以济首都万家之炊。而且漕渠沿岸可以引水灌田,促进了农业生产。因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其渠(漕渠)自昆明池南山原东至于河(黄河),且田且漕,大以为便”。
  关中漕渠的开通,使长安城的漕运从“八水”、临潼、渭南、二华夹漕,经潼关三河口直接与黄河相连,建立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漕运中枢,为调剂各地盈虚,满足各方需求,维护封建统治,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但节省了漕粮运输的时间,运输的费用也大幅减少,同时还极大地满足了两岸农业灌溉的需要,上万顷农田因此受益。这条人工运河一直沿用至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和大动脉。
  有关开漕渠发展航运,《史记·平淮书》中有记载,西汉初期从崤山以东通过黄河向关中的漕运量不很大,文帝之前“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时,已增至400万石,最多时曾达600万石,即“山东漕益发六百万石”。从《汉书·沟洫志》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西汉时的漕运盛况。成帝时,有一次黄河发生决口,为此曾“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这500艘不会是当时黄河下游全部漕船的数量,可见西汉时黄河流域漕运的繁荣景象。
  此外,为确保漕运畅通,汉武帝时期不仅设置有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而且还针对漕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和管理措施。比如,西汉时期为漕运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护漕都尉,而且实现了制度化。
  关中漕渠的建成,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黄河流域漕运繁荣发展的标志。在黄河漕运开发史上,正是由于人工运河的出现,才使得黄河的开发利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为流域经济社会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凿渠灌溉,奠定关中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经济区基础
        (一)凿修龙首渠
  关中作为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着大量人口,汉武帝一方面靠漕运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灌溉农业生产。漕渠建成数年后,大约在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前128年~117年)汉武帝又采纳庄熊罴的建议,发动军卒上万人开始凿修龙首渠,历时十五年渠成。该工程是从黄河右岸支流洛河上游开渠引水,灌溉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四万多公顷盐碱地。该渠道穿山时最初曾采用开挖明渠的办法,但由于山高四十余丈,均为黄土覆盖,开挖深渠易塌方,于是采用井渠施工法。《史记·河渠书》记载当时井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是:“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在商颜山(今黄土覆盖的古原铁镰山)西段开凿引水隧洞,即渠道沿线凿井,井下相通行水,亦称井渠。目的在于能实现自流灌溉,而且分段施工,可以降低施工难度。这段穿商颜山的地下渠道长达5千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地下渠道,在当时世界水利史上也是一个伟大创举。由于在龙首渠施工开挖过程中掘出了恐龙化石,因而将此渠道称作“龙首渠”。
        龙首渠的建成,使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20千米)以东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四万余公顷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并使其变成“亩产十石(1石等于10斗)”的上等田,产量增加了10倍多。同时,龙首渠的井渠施工法,开创了我国最古老的隧洞引水历史。井渠法在当时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中亚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带也用这种办法修筑渠道,灌溉农田。据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记载,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在今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就有卑醍侯井,即井渠。直到今天,我国的新疆、甘肃一带的沙漠地区仍然采用这种井渠结合的办法修筑渠道,并将此井渠法发展为“坎儿井”。
  (二)开凿六辅渠
        元鼎四年(前113年),倪宽任左内史期间,劝课农桑,减轻刑罚,重视水利。元鼎六年(前111年),“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六辅渠是古代郑国渠左岸上游的六条灌溉渠道的总称,主要是引郑国渠以北沿途冶峪河、清峪河、浊峪河等泾河几条支流之水灌溉郑国渠以北的高仰地带。唐人颜师古对《汉书·倪宽传》有关六辅渠的注释曰:“此则于郑国渠上流更开六道小渠,以辅佐灌溉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六辅。”
  倪宽不仅主持修建了六辅渠,而且在渠道管理方面做出革新,创造性地制订了灌溉用水制度,即“定水令,以广溉田”。该水令有较为详细的灌溉管理规定,从而可达到合理灌溉,扩大灌溉面积的目的。这在农田水利管理史上称得上是一大进步和创举,倪宽也因此成为我国用水管理制度的创始人,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汉武帝在六辅渠完工后曾发出感慨:“农,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重,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足以反映出当时西汉王朝对水利和农业的重视程度。
       (三)倡修白渠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汉武帝在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下,在郑国渠南引泾水建渠。由于该渠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建,故而得名“白渠”。《汉书》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名曰白渠。”
  白渠的修建,是因泾河河床不断下切,导致郑国渠的取水口与泾河来水的落差越来越大,采水难度增加,因而主动上移取水口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引泾工程建设。有关白渠的修建及渠道走向,《水经注·渭水》记载:“白渠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东径宜春城南,又东南径池阳城北,枝渎出焉,东南径高陵县故城北,又径栎阳城北,又径秦孝公陵北,又东南径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白渠建成后,灌溉效益尤为显著。当时就有一首民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意思是,白渠引来肥水,粮食丰收了,人民丰衣足食了。因白渠与郑国渠齐名,后人习惯上又把郑、白二渠合称为“郑白渠”。
  关于郑白渠的灌溉效益,班固在《西都赋》中描述:“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何锸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高度赞扬了郑白渠的灌溉效益。
  汉武帝时期还曾设专门官吏管理关中水利。元鼎二年(前116年)初置水衡都尉,设有都水丞、左冯翊和右扶风,其品级与京兆尹相同,在当时称为“三辅”。白渠就在三辅都水管理之下运行,而且当时也有了水利管理机构。
  除了兴建以上大型水利工程,汉武帝还在渭水(渭河)中游建成了成国渠、灵轵渠、蒙茏渠等灌溉渠道,形成了关中农田灌溉水网络,以发展农业,促进经济,增强国力。同时,汉武帝还在农耕生产技术上主张改良了农具、推行了区田制,并将冬小麦引入关中;推行减免徭役,使民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极大地发挥了农业生产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他对水利和农业的高度重视,使关中迅速发展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以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创造出占全国60%以上的财富!这不仅巩固了京都长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同时也为汉武帝实现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关中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农田水利建设有着直接关系。
  三、凿昆明池,以训练水兵,解决都城供水问题
  随着西汉王朝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汉武帝不断开疆拓土。在讨伐滇国和探索沟通西南诸夷的捷径时,受阻于滇国(今云南)的昆明湖。同时,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规模宏大、商贸繁荣、人口众多,最盛时期人口约30万,比同时代西方最大的罗马城还要大3倍,导致城市供水矛盾较为突出。鉴于此,汉武帝于元狩三年(前120年),便以沣水、滈水为源,下令在长安西南中国古代的最大园林——上林苑中的低洼地带(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东南)开凿昆明池。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城市供水问题和练习水军。考古测验数据显示,这个“昆明池”东西长约4.25千米,南北长约5.69千米,堰岸周长约17.6千米,水深3米至5米,且水质清澈,是秦汉至隋唐年间长安城内最大的人工湖。
  《史记·平淮书》记载:“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宫室至修,由此日丽”。后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南越,大获全胜。“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由此可见,昆明池在训练水兵方面的贡献之大。
  昆明池水源充盈,据《括地志》载:“沣、滈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无复流派。”昆明池蓄水量大,又居于斗门一带的高地,居高临下,“故其下流当可壅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所谓“三派”,是指三道明渠,一是向长安城东南与漕渠相接通向灞桥,供城南地区用水,并起到调节漕渠水量大小之作用;二是在建章门外西南角通过飞渠(渡槽)入城中沧池,供未央宫和长乐宫用水;三是经长安城北流向城西建章宫内的明渠至太液池,供建章宫用水。
  除此之外,昆明池的开凿和三派(三渠)的疏通,使长安城景色秀丽,芳草如茵,城外如南国水乡一般。池中立有巨大的鲸鱼石雕,两岸立有两个石人,左为牵牛(牛郎),右是织女,隔池相望(二石人至今尚存)。《西京杂记》记载:“昆明池中有弋船、楼船各数百艘”,成为当时长安城一道靓丽的风景。
  再到后来,昆明池还加入到了关中漕运水源的行列(漕渠西起昆明池),使漕渠获得了水量补给的“双保险”。
  东汉时昆明池依然如旧,至唐代昆明池犹存,直到500多年后的后秦姚兴时方才枯竭,夷为农田。至今,昆明池遗址区仍比周围农田低二至四米。遗址上还存有牛郎、织女两石人,成为历史的见证。
  昆明池的修建不仅达到了训练水军、发展军事的目的,而且对京都和关中经济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水利、军事、航运、城建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唐代诗人杜甫有“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的诗句,即是对昆明池的高度赞誉。
  总而言之,汉武帝在其统治时期,在关中大兴水利,繁荣经济,富民强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并为其后的统治者治理国家水利先行提供了成功典范。正如司马迁称赞汉武帝的治水功绩时所说:“自是以后,用事者(当权者)争言水利”(《史记·河渠书》)。这也充分印证了“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的历史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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